人民调解的文化渊源和实践功能

　　14年的实践表明，人民调解组织在及时化解矛盾纠纷、解决警力不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结合荆州市交通管理局事故处理情况，从人民调解的文化基础、历史必然性和现实作用三个方面阐述了成立该委员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一、人民调解的文化渊源

　　与春天和谐，与春天和谐。《吕氏春秋》说：“愉悦在于心灵的和谐，心灵的和谐在于作品的适宜性。”《增广贤文》说“退一步，开阔眼界，让三分从容。”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和为贵”，强调“和为贵”，调解是“和”的必要手段和途径。

　　“和”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强调双方或几方可以退一步，及时解决纠纷，妥善处理矛盾，暗含着相互理解和尊重。

　　因此，以“和”为本质特征的调解符合中国文化价值观，具有良好的积极价值取向。

　　“和”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在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和谐”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和谐文化背景下，人民调解以调解为先导，法理与情理有机融合，既调解纠纷，又不留后患，普遍体现良好。

　　历史上，中国古代主持调解的人要么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要么是清官。之所以选择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秉持着一颗平常心。

　　到目前为止，人民调解对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解主持人的角色选择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从现实角度看，人民调解组织来源于群众，面向群众，及时便民，有亲和力。群众组织处理群众事务，更容易让群众在心理上接受，有利于克服诉讼解决纠纷的弊端。

　　近年来，随着我国机动车数量的大幅增加，交通压力成倍增加，交通事故数量增加。交通事故已经成为人民调解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荆州市交通管理局交警大队为例：仅2019年，该大队管辖范围内发生交通事故3480起，其中普通、简单事故1766起，速赔案件1386起，死亡事故53起，58人。办理刑事案件85件。

　　因此，在交通事故调解中引入人民调解不仅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既有文化基础，又有现实需要。

　　二、利用这一趋势进行多样化调解

　　在2003年实施《吕氏春秋》之前，我国交通事故的处理遵循国务院颁布的《增广贤文》。《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确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后，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调解损害。”由此可见，调解是交警调解和事故处理的重要环节和必要工作。这种方法把民事赔偿作为国家职能部门必须完成的一项职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政府为中心的包罗万象的做法，明显表现出种种不适应。就我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兼容”:

　　第一，与政府职能不相容。在旧的调解制度下，双方当事人只有在交警部门的调解期限届满后才能选择诉讼渠道。这种以政府为核心的调解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

　　第二，不适应市场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群众的效率观念日益增强，需要更多的交通事故调解渠道。把当事人和交警绑在一条船上，显然是不可能满足群众的效率需求的。

　　第三，不适应警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大幅增加，导致事故越来越多。因此，需要有相应的调解组织来解决警力不足的矛盾。

　　第四，不符合调解原则。交警不仅是责任认知方，也是调解人。作为运动员和裁判，群众有意见是必然的。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3年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交通事故的调解进行了重大改革，给了事故双方更多的选择。

　　针对这一需求，2006年，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引进专业团队，湖北楚云律师事务所派律师到交警大队设立免费法律咨询室，负责交通事故的解答、查询和调解。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警力紧张和专业问题。

　　2010年8月，荆州要求构建大调解格局，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社会各界参与调解的工作格局。

　　2010年7月，市综治委、市司法局、市公安局等8个部门出台了《[0x9A8B》，成立了荆州市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2011年1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行政调解、诉讼调解、人民调解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三种主要方式。无论何种形式的调解，只要顺应事故双方的意愿形成调解协议，就可以成为法律依据。

　　三、人民调解的现实作用

　　今年是荆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委员会成立10周年。在过去的10年里，该委员会调解了5000多起交通事故纠纷，涉及金额约2.2亿元。三年来，仅荆州市交通管理局交警一大队就调解事故600多起。

　　从荆州市交通管理局交警一大队事故中队的实践来看，人民调解的作用是明显的。就我的观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缓解警力紧张局面。两套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一、警力状况：某大型事故中队有14名民警和15名辅警，只有29名工作人员。二、事故数量：2019年共受理交通事故3480起，平均每天9.5起以上。在事故多发期，警力完全不足，事故处理操作困难。这种情况下，如果警察用老办法调解事故，难度可想而知。二是解决专业性不足的问题。人民调解员常年学习交通相关法律知识，每天处理交通事故，专业特长，回答权威及时，说服力强，深得群众信任。

　　第三，解决冲突的方法是多样化的。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当事人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调解人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较高的专业素质。委员会坚持社会福利、公平正义和调解优先的原则。它更具响应性、合理性和实用性。与纠结于事务性工作的交警相比，在调解时间和调解心理上明显能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

　　当然，除了交警的提成，还有其他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比如与事故关系密切的保险公司。群众既可以选择调解机构，也可以选择交警调解；调解和诉讼都可以选择。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