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将这笔巨款辩护为巨额

　　原作者：郭宏宇

　　[案件简介]

　　起诉书指控瞿某、赵某注册成立A公司，并聘请王某、任某等16人分别担任业务总监、团队经理。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宣传推广“每月中奖”、“年底中奖”等理财产品。他们与投资人签订了出借咨询与服务计划》《债权转让及受让协议》等协议，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偿还本息，共吸收资金2100元，其中被告任某共吸收资金213万元。被电话传唤出庭。

　　由于案件被告人数较多，书记员协调辩护人集中阅卷。在阅卷之后，承办律师仔细分析了案卷：

　　1.公诉机关起诉书中对被告人犯罪的指控与记录的证据差距较大，差距达到170多万元。如果数额属实，将直接影响被告人的量刑期限。

　　第二，如果在170万元以上有事实认定错误，那么根据被告人的到达和供述，被告人任可能成立自首，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并未认定被告人为自首。

　　三、被告人任是起诉书中指控的第十六名被告人，除第一、二被告人外，其他被告人均受雇于a公司工作，从其职务及整个案件的作用来看，被告人任可能成立从犯。

　　数额的确定应该是本案辩护中最重要的事情。鉴于此，包工头律师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会见了被告人任某。会议开始，被告任某迫不及待地向律师声明：一审法院在我的金额上犯了错误，以王某(任某销售团队负责人之一)的名义给了我173万元。承包人的律师瞬间松了一口气，果然如此。承办律师继续挖问任，除了案卷中是否有其他证据或证据线索，以巩固辩护观点。被告称，原审王当庭承认，王名下173万元是王的业绩，但根据甲公司规定，王的职务级别(王为业务总监)不允许直接从事销售并收取佣金，因此王使用其姐姐王的名义直接从事销售并收取佣金。王让王某某在销售组负责任何公司。其实王某某在药店上班，根本不在A公司上班。承办律师将此一一记录清楚，最后询问被告王在本院是否还能认此事。被告人任某非常坚定地对承办律师说：我一定会承认，因为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也是经介绍在他的领导下在A公司工作的，他对此案感到愧疚。

　　会议期间，承办律师还了解到任是本案的主要上诉人，并就本案的错误事实写了长达六页的上诉书。另外，二审法官亲自告诉任：我会将本案涉及的事实和数额发回原审法院，以便原审法院重新核实。入庭后，因重新鉴定，案件延期至2018年5月28日。在庭审中，被告人任所涉及的金额是律师无法预料的，即无论是讯问阶段、质证阶段，还是法庭辩论阶段，这个问题一直是控辩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也是庭审和法庭调查的重点。

　　在辩护人的询问阶段，律师主要问一、二被告：A公司有没有规定业务主管不得直接销售和收取佣金？我得到了两个被告的肯定答复。承办律师在向被告人王提问时，重点询问了王的工作情况，以及王的身份、工作、是否在甲公司工作等情况，均得到了被告人任的有利回答。承包人在询问被告人任时，基本上重复了前三被告人的问题，得到了一致的回答。

　　在举证和质证阶段，承办律师始终围绕被告涉案30万而非213万这一事实，提出了有针对性、有重点的质证意见。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仍根据起诉书指控的数额对任的罪名和情节出具公诉意见，但没有确认被告人任已成立自首和从犯。承办律师总结了各被告人对173万元在讯问讯问阶段的表现的回答，简述了本案中30万元成立而另173万元不成立的证据，并针对被告人173万元的指控，充分有力地出具了公诉机关的辩护意见：

　　1.基于A公司的销售提成模式，根据销售业绩金额213万计算的提成金额与估价意见及被告任供述所收到的提成金额相差较大。但A公司的销售业绩提成模式在多名被告人的供述和讯问中得到了确认，鉴定意见中被告人任的提成金额与任的供述基本一致。

　　2.庭审期间，王某某名下的销售业绩挂在被告任某某负责的销售组，但王某某既未在甲公司工作，也未实际收到与销售相应的佣金，也未实际受雇于甲公司并受其管理，王某某名下的销售业绩是被告王某某利用王某某的名义规避甲公司的规定而进行的销售.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和确凿，并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

　　3.被告王不仅承认王名下的销售业绩是其本人的销售业绩，还确认该部分销售业绩对应的佣金在王向任销售集团发放佣金前由本人直接扣除，任根本没有办理该部分佣金。

　　关于投案问题，鉴于任某涉案金额，被告自到庭至今已供认30万元事实，至今未改。同时，全案其他情况的供述与案卷证据和其他被告人的供述一致。结合被告人任被电话传唤到庭，被告人依法成立并自首。结合本案证据，被告人任某不论案情、职务权限、涉案金额、角色，均确立了从犯的构成要件。

　　宣判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被法院采纳，被告人涉案金额由“巨额”依法确定为“数额较大”，自首和从犯成立。

　　[案例回顾]

　　在经济犯罪案件中，罪名的数额与罪与非罪有关，而数额大、数额巨大、数额极大也与量刑起点不同有关。数额较大的临界点也可能涉及缓刑的适用。因此，经济犯罪的涉案金额是辩护律师的重要论据之一。本案根据记录在案的证据，将“数额较大”论证为“数额较大”，从而确定量刑起点。

　　至于本案自首，律师是通过从魏手中救出赵来实施的。关于自首，包工头律师并没有把辩护的重点放在对自首构成要件的讨论上，而是从“数额巨大”到“数额巨大”来论证指控的数额，然后利用被告人的供述与案件所涉及的“数额巨大”相吻合，从而自然实现了自首中“如实供述”的法律条件。